学做纸花的岁月，恍如隔世。
我出生在北京，幼年就读于外交部幼稚园，这家幼稚园的孩子全都是外交官子弟，孩子们的父母经常旅居国外，所以，外交部幼稚园是寄宿制，环境和师资水准皆佳。
幼稚园每天授课的内容包括：识字、算数、音乐、绘画和手工。手工的主要内容便是折纸，教师先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正方形的彩纸，然后，一步步地教授折叠的步骤，折出来各式各样的作品，诸如：气球、盒子、衣衫、手表、钢琴、飞鸟……，应有尽有。
纸花的折叠，就是我在那时学会的。做纸花，一把剪刀，一根丝线，数张薄纸。做纸花，可大可小，可同色可多色，可玫瑰可牡丹。做纸花，享受过程，欣赏结果，一举两得。
我十一岁时，中共九大召开，这在当年是一件举国上下的大事。学校里吩咐每个学生要做一朵大纸花，以备用来庆祝九大游行使用。我用了十几张亮粉色的薄纸，精心地做了一朵纸花，那朵花活色生香，赏心悦目。继而我又别出心裁地将纸花绑在一根抛光木棍的顶端，如此一来，便可以高高地将纸花举起，平添了几多热烈和喜气。
九大召开时，我们手举着纸花，列队走在通往天安门的长安街上，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尽管那种狂热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政治只有快乐，而我更关注的是，我的纸花是否最精致最艳美？
一九七六年是多事之秋，中共政府高层官员相继谢世。北京人祭奠死人时，要戴黑纱和白花。所以，当周恩来与毛泽东辞世时，京城里的白色纸花铺天盖地，不仅要做戴在自己身上的纸花，同时还要用纸花做成花圈。那一年，我正在读高中，学校停课数日，学生们忙着做花圈设灵堂。坦白地讲，那时的我，内心也没有多少悲伤，倒是更专注于动手做纸花的活动。
走出文革，人们褪去了蓝灰的装束，除去了心间的隐患，掸去了流年的尘埃，生活渐渐变得鲜活起来。除了衣食住行的变化以外，人们开始注重室内的陈设，有人做家具，有人缝窗帘，有人钩桌布，但我仍旧喜好做纸花。
那年代，北京还没有鲜花店，没人买得起鲜花。而纸花，成本低廉，省时省力，结扎成簇，插在瓶中，五彩斑斓，满室生辉，娱人娱己。特别是在朔风凛冽的隆冬，花簇更是为家人带来了心旷神怡的温馨。
踏着纸花的古道，且品且行。移居美国，生活忙碌，无闲折纸，纸花慢慢地被搁浅在光阴的巷口。直到我在华盛顿育英公立特许学校从教时，才再次与纸花续上前缘。
美国学生手工课的内容繁多，趣味横生，引人入胜，但唯独缺少折纸一项。其实，折纸不仅能训练手部的协调运动，同时能激发大脑的艺术思维，对学生们绝对是有益无害的。我在授课的过程中，适时地引进了折纸学习。当我教学生们做纸花时，他们异常兴奋，自己亲手制作的纸花，是用钱买不到的珍品。男生做的纸花，赠送母亲；女生做的纸花，装饰秀发；各有各的乐趣。
小小纸花，虽没有沉鱼落雁之美，然，它在我的生命中却淡雅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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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1日发表于：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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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作家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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