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进入了尾声。
尽管如此，一学年中，我们仍旧要用大量的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小组活动， 诸如：电工小组，木工小组，纺织小组、医学小组之类。
因为我对医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医学小组。那年暑期，我们四个女生被派到北京近郊的一个村庄里，跟随赤脚医生学医。
与偏远地区的农村相比，这里的村民生活要幸运多了。尽管他们也是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但却家家有房屋，人人有饭食。就连村医务室的规模，在当年来说也算是很可观的了。该村的医务室，是一个带有套间的坐北朝南的瓦房。里间有一张土炕，作为诊察床；外间则堆放着一些杂物和两个高矮不一的漆皮脱落的白色药柜。
村里的赤脚医生姓李，大约二十五六岁，村民们都叫她李医生。尽管李医生举手投足之间有着几分农村妇女的粗犷，但毕竟与那些终日风吹日晒的农家人不同，她的肤色白嫩细腻，带着诱人的青春气息。平日里，她喜欢身着军绿上衣、深蓝裤子、黑色方口布鞋，乌黑的秀发扎成两条齐胸的辫子，一个典型的赤脚医生的缩影。
李医生和所有的赤脚医生一样，是一个没有进过医学院校的医生。她在行医之前，只是在短期医训班里学了三个月的基础医学知识。其他的一切，都是在边学边干中自己渐渐摸索出来的。所幸，李医生聪慧精明，勤学苦干，日久天长，居然也练就出一手治病救人的功夫。
在李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这些高中生很快地学会了测血压、数脉搏以及一些常用药的使用。每天上午，我们大多是在村医务室里工作，来医务室看病的多数是些不能下田的老人和小孩。我们不仅发药，同时也做肌肉注射。所有注射的器皿，使用之后，都是放在水里，通过煮沸的方式来消毒。
下午时分，我们便每人背着一个医药箱，在田间看病送药。那医药箱，是一个长方形的白色木箱，上面有一个红十字。药箱里放着听诊器、常用药和纱布剪刀之类的用具。背在身上，多少有几分神圣的感觉！到了田间，若是遇上老乡们正在歇工，我们就在他们之间穿行，有头疼脑热的，就给两粒止痛药；有胃肠不适的，就给两粒开胃药；总之，全都是些可以对症下药的小毛病。倘若老乡们正在稻田里忙农活，我们就在田埂上步行，如果有人需要我们，便大声地吆喝一声，我们就脱了鞋，下到稻田里去送药。
除此之外，我们也去老乡家，为偏瘫的老人针灸，为产妇接生。坦白地讲，土法接生确实有很大的风险，诸如：产后大出血，新生儿窒息等。至于李医生是否遇到过难产一事？遇到了，她又是如何处理的？我们并不知道。而在我实习期间，所遇到的都是顺产。接生时，我们要协助李医生，煮热水备毛巾。等婴儿生出来之后，我们结扎好脐带，再为产妇和婴儿清洗。
如今，默然回首，一切的一切竟恍若隔世。不能相信，那曾经是我年少时，拥有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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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发表于《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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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作家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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