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儿家客厅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幅镶嵌着毛泽东像章的木制相框。
深棕色的楠木框，淡绿色的亚麻布，上面别着十几枚毛泽东像章。它们在这座美国的碧瓦朱甍的豪宅以及新颖别致的家具中显得格外醒目，看上去，犹如诸葛亮穿西装，一种名副其实的格格不入！
但女儿却一直将其挂在墙上。说不上崇拜，更非留恋。女儿出生在八十年代后，四岁移民来美，对于毛泽东本人乃至中国历史，不过是一知半解。我想，那些像章在女儿的眼里，与其说是历史的象征，不如说是艺术的缩影。大凡有美国朋友造访时，亦是对这些像章百看不厌，物以稀为贵！
但，这些像章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含义。它们曾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许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文革期间，收集像章是一种被迫行为。其实不然！坦白地讲，当年的像章收藏，实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怀，而对于我们这些文革中的孩子来说，像章收藏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痴迷和嗜好！
文革初期，我刚好读小学一年级。 有一天，母亲突然带给我一枚毛的像章，说是单位里发的。那像章做得极其精巧细微。它的直径为1.2厘米，暗红底色，上面有着金色侧面的毛泽东头像。戴在胸前，竟会让那清一色的灰仆仆的外衣陡然生辉。这种像章，是文革中的第一版样式，几乎是人手一章。
有了这一枚像章，我心满意足。原本以为这枚小像章将是唯一的！谁曾想，它不过是日后铺天盖地的像章世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序幕。在这枚小像章诞生之后，第二版款式的像章，接踵而来。 它比头版的像章放大了一圈，同样是暗红底色，上面有着金色侧面的毛泽东头像。 和众人一样，我的内心充满着一抹以小换大的欢快。
自从第二版的像章问世之后，各式各样的像章，便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新上市的像章，在头两版的基础上，不断地花样翻新。首先，是材料上的变更。过去的像章，一概是铝制品。而后来的像章，除了铝制以外，又出现了有机玻璃、竹木以及陶瓷等。 有机玻璃制造出来的像章，富有一种特殊的光泽，让毛的形象更加光鲜亮丽；竹木制造出来的像章，富有一种特殊的轻巧，让毛的形象更加清晰细腻；陶瓷制造出来的像章，富有一种特殊的华贵，让毛的形象更加活色生香。其次，是尺寸上的变更。像章的尺寸，越做越大。大的直径可达到1米多。如此一来，可以使像章的画面更加丰富多彩。除了毛的头像以外，又有了毛的全身像。背景也变得千姿百态起来，诸如：梅花、天安门、延安、井冈山之类，都展现在像章上。最后，是颜色上的变更。最初的像章多以暗红为底色，后来逐渐有了海蓝、青绿和橙黄等色。
当年的像章也有很多是自制的。 我姑父是一个美术教师，擅长和喜好各类手工制作。文革中，他曾买了各色有机玻璃， 自己设计，自己制作。 他做的像章以小巧精致而闻名。
由于那时我家离姑姑家住得很近，于是，我便三天两头往他们家跑，姑父自制的像章牵着我的魂魄！当年，我与姑父的自家作坊，经营得有声有色。姑父作主角，我作配角。当时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用细砂纸帮姑父打磨像章。做好的像章，全部都是自家保留，我则常常为自己拥有那些独一无二的像章而深感自豪。
诚然，像章多了，便有一个如何保存的问题。当年母亲为我买了一些鹅黄色海绵，剪成诸多的长方形。再将像章一一别在每一张海绵上，再一叠叠地放在纸盒中保存。其实，平日里，经常戴的不过是那些很普通的像章，真正名贵的像章，总是舍不得随意戴的，只是偶尔拿出来欣赏一下而已。
到了文革中期，人们对于像章一事已经逐日淡漠下来，我的那些收藏品也随其束之高阁起来，且对此慢慢地变得兴趣全无。
数年前，我的美国女婿谈起对像章的兴趣，由此我才猛然想起我那些挥别已久的珍品。打了越洋电话，询问母亲那些像章的去处，得知它们居然仍旧完好无缺地保存在母亲家里，我竟然是那样的喜出望外。日后，趁着回京省亲之时，将那些古董像章运回了美国。如今，那些带着我儿时情愫和手香的像章，成了女儿女婿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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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发表于《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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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作家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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